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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场史

  • 日期:2019-11-26 15:55:10
  • 作者: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
  • 稿源: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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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第-章  建场初期(1949-1957)

一、江西省邓家埠机械化示范农场成立
二、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三、畜牧、工业、柑桔生产的萌芽

 
 
 
 
 

四、改造低产由

五、改良农业机械实现水田机耕作业

六、马岗乡五、六选区进场
七、初期生产管理和工会组织的活动
第二章  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恢复时期
一、浮夸风、高指标左倾思想在农场的泛滥
二、场办工业的蜂起和夭折
三、农科所正式成立,提纯复壮法的产生、影响以磷增氮18
四、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对农场的影响
五、一九五五——一九六五年工资形式的变化
六、医疗卫生、文教事业的发展
第三章  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6)
一、接管更新,余丰农场成立,两场合并,井岗会议后退场风渐
二、水稻原种场划规兵团建制
三、兵团时期政治思想建设

四、兵团时期的生产建设

五、兵团时期的文教卫生科研

六、兵团时期的财政亏损

第四章  十年改革开放时期

一、三级干部大会、群英会的召开

二、联产计划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以队承包后柑桔生产的稳定发展

四、科学饲养、繁育良种、发展养猪生产

五、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一)精制米厂

(二)食品厂

(三)炭化厂

(四)罐头饮料厂

六、联产计划生产责任制下的多种经营形式、私人建房

七、发展中的文教、科研、卫生事业

八、历届场领导变更情况

 

 

 

 

 

 

 

概  述

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地处余江县境内、邓埠镇北郊,东邻邓埠乡马岗村委会、平定乡弓塘村委会,西接邓埠乡倪凤大队,北与平定、坞桥两乡交埌,面积为26000亩,有耕地12450亩,地势平坦,为白塔河下游冲击平原。

境内东有马岗岭,海拔132公尺,浙赣铁路、320国道横贯东西,白塔河南北流向,分农场为河东、河西两部分。铁路大桥、公路大桥连接两岸交通。场部设在河西片,距余江火车站约一华里。

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是省农牧渔业厅直属事业单位,场部机关设“四室”(党委办公室、纪检办公室、行政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五科”(工业科、农业科、财务科、审计科、保卫科)、“一部”(武装部);下辖十个农业分场、一个畜牧分场、四个果树分场、八个工业企业、一所、一院、三校(农业科学研究所、职工医院、职工子弟学校)等28个基层组织;有人口户数2524户,人口6779个,职工3952名(含离、退休干部、工人)分别来自全国18个省(市)、176个县(市),有固定资产近千万元,年产值约2000万元。昔日“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兰田坂,如今已是百废俱兴、政通人和、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营农场。

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创建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命名为江西省邓家埠机械化示范农场。历史沿革为:

(一九五二年)江西国营邓家埠机械农场

(一九五五年)国营邓家埠农场

(一九五七年)江西省邓家埠良种繁殖场

(一九五九年)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

(一九七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

(一九七二年)江西省军区农业建设师第十一团

(一九七七年)………………………………

中国种子公司特约杂交水稻三系亲本繁育基地。

它的历史沿革说明了一个道理:农场与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其沉浮。

解放初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刚获得翻身解放的贫苦农民、带着建设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愿望来到农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开荒造田、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实现水田机耕作业和水稻良种繁育,改造自然、向农业科学技术进军的战役中,表现了农场职工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顽强意志和伟大的创造力。第一时期,农场奠定了以繁育水稻原种为重、多种经营的结构基础。

正当农场从巩固走向发展阶段的时候,一九五八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左倾错误思想严重泛滥。农场办工业、炼钢铁、放“卫星”,劳民伤财,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更使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农场也因之进入了困难时期。

为恢复国民经济,国家采取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人民公社六十条》颁布后,各地开始政策兑现,经济形势出现好转。这期间,农场为发展生产力,在经营管理方法上作了三次变更,一九六二年的“四固定”、一九六四年的“四个基本”、一九六五年的“上死下活”,这些在分配形式上的改革,促进了生产的恢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农场出现了动乱,六九年划归抹黑建制。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七年连续十一年亏损,直到一九七八年农场才摘掉了亏损的帽子。

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农场推行了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农场各业并举,搞活了经济,职工走上了勤劳致富、科学致富的道路。

农场四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表明,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回顾农场四十年的历史,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营农场而努力奋斗。

第一章  建场初期(1949-1957)

一、江西省邓家埠机械化示范农场成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五月,江西解放。原国民党“中国善后救济江西分署”开办的南昌实验农场,南昌三家店示范农场、邓家埠机械化农场回到了人民手中。

我军代表张玉斌,山东人,一九四五年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九年国庆节后,受江西建设厅厅长邓洪、机械处处长张开惠派遣赴余江接管邓家埠机械化农场。十一月七日,江西省邓家埠机械化示范农场成立。

之前,邓家埠机械化农场已由余江县政府邓埠区接管,但接而未管。

接管地址,白塔河铁路桥头的一座帐篷里。全部资产:三个草棚,三部福特拖拉机、一个拖斗、一部推土机、以及紧靠铁路线的三十多亩水田和二百多亩收成无望的小麦。工人仅驾驶员四名。

一九五O元月,李景琪由南昌实验农场调来江西省邓家埠机械化示范农场,任场长,张以军代表身份协助工作。十一月,南昌实验农场搬迁,与邓家埠机械化示范农场合并,带来了十几部拖拉机、二十几个工人。

一九五O年七月,张玉斌奉调往永修武力恒丰农场。一九五一年孟广慈来场。

张、李同任时,场部有会计一人,杨慎卿;技术顾问李金生(原国民党善后救济江西分署留用人员,金陵大学毕业。这是江西省邓家埠机械化示范农场的最初建制。

二、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旧中国,工业破产,农业凋敝,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里,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发展生产、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列为主要任务之一。为此,农场在初步完成企业的建制之后,迅速投入了开荒造田、兴修水利的大生产运动。

农场地处余江县境内兰田坂,是有名的和血吸虫病疫区的中心地段。方圆几十里的兰田坂上“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到处杂草丛生、沟圹锈水、终年腐臭;白天黑夜,豺狼毒蛇,恣意横行。当地群众有歌谣:“锄头三斤铁,拿手着就想歇”、“兰田坂的禾,亩田收一箩,好就二人抬,不好一人驮”、“上有牌楼夏,下有祝姜张,人未进门,肚子先进门框”,足见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和人民生活的痛苦。

一九五O年农场在兰田坂上开荒造田。推土机推土平圹,拖拉机翻耕开垦。水沼泽地,机械下不去的,人挖牛耕。许多人下水后,腿上红痒,场发给工人“裹腿”,凡下水作业者,一律以布裹腿。兰田坂上,从早到晚,从春到冬,机声轰响,人声鼎沸。附近农民视为奇观,惊讶感叹不已,连李景琪也动情地对放牛娃姜振仂说:“这一头牛开荒立了功,老了不要送屠宰场,要隆重安葬”!

五O年的开荒造田以铁路桥头区域为中心,向四面扩张。五一年,开至沙洲(丰收),石凌猴为作业组长。五二年,开至杨家(兰田),张山庆为作业组长。五三年开至刘家,吴忠荣为作业组长。(刘家400亩耕地,五六年拨给刘垦,当年收入归农场)。当时场院区域铁路沿线有老百姓邻近的“插花”地,农场以谷、钱买进来规划成片。有的乡民觉悟较高,不要钱粮,只要农场出具一张证明即可,人与土地一块进场。

一九五O年,栽插早稻一百余亩,产量仅有一百五十斤。旱地上种植的薄荷、小麦、棉花、黄麻也收益甚小。一九五三年播种早、中、一晚三千余亩,单产也只有二百一十八斤。土地贫瘠、灌溉条件差、劳力不足,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九五一年冬,农场和余江县邓埠选区共同修建白塔渠。该项水利工程设计灌溉能力为六万亩。工程由栏河坝和干渠首两部分构成。栏河坝名“复兴坝”,在狮子岩,工程大而艰巨。先以粗大木桩打入河底,然后以石头垒砌高填平。当时农场出动了全部运输机械,完成了运输木料和沙石的任务。同时,农场还派出陈雄开驾驶推土机开掘白塔渠干道为民工供土。三个月,全部工程竣工。白塔渠的建成,农场60%的耕地实现了灌溉自流化,从而改善了生产条件。一九五四年,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栏高到三百三十四斤。

开荒造田,兴修水利不仅发展了生产,改变了兰田坂的面貌,而且为余江人民送走“瘟神”,造福子孙后代做出了一定贡献。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三年,农场在兰田坂推土平圹三百余口,开新渠,填老沟不可计数。一九五八年,余江县人民政府发给李景琪场长和吴金贞工会主席“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荣誉证书各一张,纪念章各一枚,以为表彰。

三、畜牧、工业和柑桔生产的萌芽

一九五三年,牛福寿任场长,李景琪副职。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场领导开始了多种经营的构思和探索。但限于建场初期人力物力的薄弱,畜牧、工业、柑桔生产尚不能形成规模。

初期,农场少量地养了些鸡、鸭、奶羊、马、奶牛和生猪等家禽家畜,以生猪饲养规模较大些。一九五三年,生猪出栏头数为118头,一九五六年,增加到403头,发展较缓慢。

这一时期,场办工业只有一个粮食加工厂、一个粉皮厂和一个发电厂。一九五O年土地改革前,个体户何新波自愿进场带进一个规模很少的粮食加工厂作坊。该作坊位于邓埠镇南端的河边,一九五三年冬搬迁到农场后,李景琪协同刘廉斐(机务股长)负责扩建。加工的大米运销到沪、杭一带。发电厂于一九五O年建于邓埠镇,供邓埠镇用电,因发电量小,一九五一年关闭。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农场又建发电厂于        ,供本场生活用电。一九五七年,邓埠镇合股经营的粉皮厂在金多行带动下进场。下半年,生产人员和设备迁入。个体手工业的进场,带来了场办工业的萌芽。

柑桔生产始于一九五三年。为扩大耕地,一九五二年,农场组织人员在狮子岩对岸的董家洲进行勘察。洲上杂树参天,一片荒凉。一九五三年,顾根带领二十余人的垦荒突击队和一台推土机、三台拖拉机在洲上进行开垦,其后,季行政接替带队,队员四十多人,边开垦边种植。四年间,共开荒四百亩。头年开出的二百亩,栽桃树五十亩、梨树三十亩、柑桔树一百二十亩。该年遭洪水冲劫,又重整家园。次后两年又续垦出二百亩,大部分栽上柑桔苗。至一九五六年后,桃、梨树逐渐全部淘汰,改栽柑桔。该处后来取名为“果园”。期间,一九五五年栽种的一亩二分地的苹果树,一九五八年结果,曾送农垦部长王震品尝,得到高度赞扬。奖给了苹果树苗一千株,栽种在白塔果园。因气候原因,前后两次栽种的苹果树终被淘汰。

白塔果园为一九五三年三月与划归本场的余江县农场合并而成。当时,有梨树十亩、桃树三十余亩,并有少量的板栗、李、和枇杷等。此后,全部淘汰,栽上了柑桔,面积约三百余亩。

这时,所栽的品种为温州蜜柑。早熟有宫川,中熟有山田、尾张,乳桔数量不多。

“宫川”、“山田”、“尾张”品系祖源于温州蜜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将我国浙江温州蜜柑偷引到本土繁育改良,故有此名。解放前夕,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湖南籍学生,通过老师关系,购买了该品种桔苗带回家乡办果园;解放后,长沙市规划,果园迁移,张布告出售桔苗。一九五三年,李行政出差湖南长沙,买回桔苗。自此,农场始有温州蜜柑。

从一九五三年起,农场繁育的温州蜜柑大量供应全省各地,成为我省温州蜜柑的策源地。

至此,以农为重,多种经营的结构模式初步形成。

四、改造低产田

建场初期的前阶段,农场以开荒造田为主,后阶段,以改造低产田为主。

兰田坂地下水位低,土壤酸性大。开垦出来的田有许多是冷水田、板浆田、硪子田同,这些田几乎有种无收。一九五三年,农场栏出了“消灭低产田”的口号,经讨论,制定出了改造低产田的方案。

(一)排除积水。对冷水田采取沿山开沟排水法,建立合理的排灌系统。

(二)改良土壤。板浆田掺沙;硪子田,建造专用水渠,以保证水源;连年栽培水稻,使土壤粘化;推行稻草还田,撒施石灰,增加有机质,综合本性。

(三)增施肥料,挖圹坭。

(四)种好红花绿肥

这年冬天,农场集中力量打响了改造低产田的歼灭战。拖拉机从白塔河拖沙,又一担担挑进田里;挖圹泥从早上干到晚上十二点。所有的沟圹烂泥都挑进低产田。解放初期,能穿上套鞋的农民不多,即使有也舍不得在泥水里践踏。四九寒冬光头脚泡在泥水里,其劳苦不言而喻。黄水兴说:“不知为什么,那时干活不觉得苦”。

当时,花肥极少,胜利最多的肥料是枯饼。仅一九五七年,枯饼购进量多达二十七万斤之多。以后,市场上竟供不应求,价钱也渐贵起来。一九五八年,农场开始种红花,但产量不高。发展绿肥生产,一直在探索之中。

改造低产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九五七年,早稻全场全面丰收,夺得了单产五百七十斤的好收成。

五、改良农业机械,实现水田机耕作业

五十年代初期,场农业机械数量之多,机械化程度之高,技术力量之强,在全省属首屈一指。

场机务队有拖拉机十五台,推土机一台,联合收割机一台,机修机驾驶人员数十名。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日本战俘自由后,有五人分配在场机务队当修理工和驾驶员。其中,夫道夫妇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孩生活在身边。这些日本人待人和气,工作勤奋,技术好,不保守。一九五四年离场回国。

一九五三年,农场开荒任务基本结束,农业机械转向以水田耕作为主。一九五四年,机务股长刘廉辉组织机务队技术力量对农业机械、机具进行了改造。

以前,旱地耕作用覆带拖拉机牵引钉齿耙、圆盘耙、双铧犁、水田耕作时,则以推土机牵引,笨拙且效率不高,后将钉齿耙、圆盘耙改成扎耙、双铧犁改成三铧犁,拖拉机后轮改用铁轮,实现水田机械化作业。不久,机务队又研制出水稻直播机。先将谷子催芽,装入直播机播种。一九五五年,在安山大队道口处播种了八十多亩,单产达八百多斤。因谷播法缺点草与禾苗同时生长,不易除草而没有继续使用推广。

一九五二年,场机务队培养出全省第一个拖拉机手徐仙娜。《江西日报》记者采访、拍照后,照片在该报登出。

农业机械、机具的改造成功,提高了拖拉机的使用效益,为水田机械化作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六、马岗乡五、六选区进场

马岗乡五、六选区位于农场的蒋洲、场院两大队之间,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有男劳力六十余个,人口二百五十余,耕地面积一千多亩。

长期以来,农场与两区村民睦邻友好,虽有时发生水利纠纷,但双方都能体谅解决。农忙时节,两区村民常来农场做零工,农场也在农业生产上给予技术上的指导。

五十年代中期,农场为发展生产,须将土地规划连片成区,多次与两区负责人接洽磋商,希望能搬迁出去,都未取得同意。后农场作出让步,动员两区村民进场。

经乡长夏高发疏导、说服,两区村民答应进场,提出条件写好申请,并通过乡、县两级政府与农场达成协议。协议中有耕牛、农具、红花作价,房屋归至等内容。一九五六年三月,牌楼夏家、路口夏家、打铁荘夏家、下渡口于家、陈家、李家、饶家、一家洲下楼背黄家、上楼背渡董家、彭家荘董家进场并将耕牛、犁耙等带至场院区晒场作价,场面热烈。

马岗乡五、六选区进场,壮大了农场的力量,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七、初期生产管理和工会组织的活动

一九五三年前,生产管理为场、作业组两级管理。五三年,职工增加到四百余人,始改为场、作业区(生产队)、作业组三级管理。

生产形式,一般为组长分工,带队劳动。农忙大量雇佣零工时,组员则领班作业。上下班,以升降旗为号。

工资制度。一九五O年上半年前,以米代薪。最高者,月米一百八十斤,一般一百五十斤。五O年下半年起,改发放现金,初时,月资不足二十元。

因为血吸虫的缘故,生活用水靠两辆马车用油桶到白塔河拉水供应。一九五二年建“五一”食堂和餐厅掘井后,用水条件才有了改善。住房全是竹棚,十几个工人住一间,初睡地铺,后睡双层单人床。一九五二年建棉花仓库(已拆),后改为宿舍,才脱离了竹棚。一九五四年,“三八”宿舍竣工后,住房紧张局面才有了缓和。

当时,农场工人多来源于农村贫苦百姓,农场工作虽艰苦,但饭有吃,病有医,老有养,一切有保障,因而绝大部分工人都能以场为家。

一九五二年,农场成立工会组织,张永清任工会主席。一九五四年,场派吴金贞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武汉分校”学习,五六年回场任工会主席。一九五七年,作为全国工会代表在北京受到朱德、王震、何香凝接见。国家领导人对工会的重视,给农场工人以极大鼓舞,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发展。

称为“工人之家”的工会组织,在团结工人,教育工人,密切党和工人群众感情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冬,工会办夜校,动员和组织工人入校扫盲,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的理想教育。农忙季节,工会办黑板报,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激发工人劳动生产热情。那时“出工不见床脚,收工不见盘脚(桌)”。而工人却无怨言。访贫问苦也是工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寒冬腊月,李景琪常同工会人员到工人宿舍找工人谈心,了解疾苦,送衣送被,解决具体困难。建场初期,农场把发展生产同阶级教育、理想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战胜了前进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七年间,从创建、巩固、发展,一步步走向繁荣兴盛。

第二章  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恢复时期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开始了“大跃进”和乡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我国连续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一九六一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好转。这一时期,农场也因之而起伏沉浮。

期间,人事更迭有三起:

(一九五八年八月)李景琪调出——(梁家渡蚕桑场)

(一九五八年九月)金荣礼调入——党委书记兼场长

(一九六四年九月)周兆臣调入——党委书记兼场长(金调恒丰农场)

一、浮夸风、高指标左倾思想在农场的泛滥,思想在农场泛滥,使刚抬头起步的农业生产受到阻碍。

“猪多、肥多、粮多”、“一人一猪、亩田一猪”的口号、标语,到处可闻可见。各地人民公社在办起集体食堂之后,又开始大建猪舍,为粮食跨“纲要”跨“双纲”造肥积肥。当时农业路线放出“卫星”之多,空前绝后。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农场各大队也纷纷建起猪场,划出青饲料生产基地。场部将龙岗三百余亩水稻低产田和龙岗山猪场合并,定名为“跃进”队。年末,生猪存栏数超过五千头。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生产能力。猪房简陋,饲料粗糙、饲养方法落后,以致经济效益得不偿失。这样,迫使次年撤销了一半猪场。大力猪场,发展养猪,但肥料只是肥到了青饲料地,水田却无法得到。养猪事业没有得以发展,反而因减少了粮食生产土地面积而导致两败俱伤。

但是有些人并没有由此而吸取教训,思想意识反而转向另一个方面,幻想以浮夸代替现实。一九五八年,在江西波阳三庙前公社放出早稻亩产“21万斤”的“特大卫星”“鼓舞”下,农场在今农科所马路边的一块田里,集中大批人力一夜之间将三十亩即将抽穗的晚稻移栽进去,并固定专人日夜用喷雾器在禾田中鼓风道气,计划放一个亩产七万斤的卫星,结果,付之一炬,颗粒无收。

高指标、浮夸风不但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损失,而且滋长了党内外的不实之风。

二、场办工业的蜂起和夭折

在“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指导下,一九五八年各地的小型工业一哄而起。

“工业遍地开花”是这一时期甚为流行的口号,特别迎合当时人们的心理。那时期,大家只觉得工业要大办,却并不注重经济效益,办起来了就是光荣和骄傲。因此,不管有无人员和资金,也不管原料和市场,就地取材,因简就陋,土法上马。办起了工业。

一九五八年八月,农场先后办起了化肥厂、水泥厂、造纸厂、麻袋厂。化肥厂派出两人到九江学习,造纸厂从外地请来了师傅。因设备简陋、资金缺乏、技术力量不足,原料来源困难,产品质量低劣,而被迫停产、撤销。

为“钢铁元帅”升账,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一九五八年八月,此戴河会议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而奋斗》的公开文件,全国几千万人开始大炼钢铁。

一九五八年七月,农场派出一支二十八人的炼铁队伍,由姜海华任队长,往余江坞桥公社祝家杨湾大队开采矿石。割二晚时,人员增至五十余人。一个月后,姜率队往余江县瓷厂挖坑炼铁。方法是坑下部放柴、上面放矿石,一层夹一层,引火烧闷,称为“闷铁”。初,未成功,后加入犁头铁、锅铁作引子,虽出铁,但质量不好。当时,县委从锦江打电话催问炼铁情况,这边答复说出了铁,对方高兴地说:“出了铁就好、出了铁就好”!九月,建炉,改用煤炼,出铁率10-20%,大炼钢铁,一九五九年结束。

大炼钢铁期间,农场抽调了80%的劳动力,公社就更不知多少。坞桥至县瓷厂的路上,装运铁矿石的队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瓷厂沿河一带彻夜炉火通明,锤击矿石不绝于耳。大炼钢铁的结果,削弱了农业,搞乱了生产秩序,造成了严重浪费。

大跃进时期,场办工业的蜂起和夭折,不仅耗费了人力财力,而且给后来发展场办工业留下了阴影。

三、农科所挂牌正式成立

水稻原种提纯复壮新法的诞生和影响

以磷增氮发展红花绿肥生产的技术措施

一九五九年三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原“江西省邓家埠良种繁殖场”更名为“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同年,场农科所挂牌正式成立。

一九五一年起,农场开始繁育水稻良种,该年向社会推广水稻良种二十余万斤。一九五四年,省农业厅特约我场为水稻良种繁育基地。

初期,繁育水稻良种采用大面积去杂除劣方法,种子纯度只有80%左右。一九五四年,谢国珍(江西农学院毕业)进场,见用此法选种既浪费劳力、又浪费粮食,深感痛心。次年,谢选南物号中白梗秧苗搞了两分田单本栽培,后发现优劣差别很大,经过优胜劣汰留下了五十蔸长势良好,特征一致的禾苗作为良种培育。收获时将种谷分蔸包、藏。第二年,分成五十三个小区育秧,一蔸禾种子栽三行作株系比较。从中选出分蘖力强、无不良形状、抽穗整齐一致的作为当选小区,收获后混合留种。第三年再通过三级留种田的方法,繁育出纯度高、品质好的种子,其纯度达99.9%。此法后来总结为“单株鉴定、分系比较、混优留种”提纯复壮法,即生产原(原)种新方法。此法为农业部列为全国稻麦操作规程,且一直沿用至今。以后,农场又制定出种子“防杂保纯十二关”。

一九六O年,安徽省陈洪佑率考察团来农场考察,回去后写考察报告,向农业部推荐农场首创的“单株鉴定、分系比较、混优留种”、“三级留级田”、“ 种子防杂保纯十二关”繁育水稻原种的新方法,发掘了场原种生产的价值。

一九六O年前后,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彭光贤用农场繁育的“更新”南特号与“南特号”作对比试验,植株矮一寸多,而亩产高出一百多斤。当地乡民纷纷用干谷换彭的湿谷。彭光贤对“更新”南特号的推广,扩大了该优良品种的社会影响。

“更新”南特号的问世和提纯复壮新法的诞生,使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声誉雀起。苏联、越南、印度、缅甸、苏丹等国也从农场引种。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缅甸土地国有化首席执行官吴山登团长率领的缅甸农业考察团来场考察,陪同来场的云南省农业厅厅长对谢国珍说:“你的解答,可以打一百分,你们的种子生产也可以打一百分”!一九六三年、六四两年,农业部在农场举办了两期全国水稻良种场场长和农业局局长水稻种子培训班。许多省(市)的大、中农业院校师生也纷纷来场实习。一个时期里,农场成为全国培养水稻种子专业人才的基地。

“以磷增氮”也是这一时期里取得的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一九五三年,农场开始种红花,但产量一直不高。场农科所在继水稻提纯复壮新法问世后,开始了对红花绿肥增产的探索。通过试验,总结,确认追施磷肥是红花绿肥增产的新技术措施。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二日,省农业厅领导参加了场召开的生产队长和技术员现场会议,对“以磷增氮”科技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不久,省、厅发生专题报道,该项新技术迅速推广到全省各地。磷肥工业也随之兴起。

这一时期,农场在农业科学技术上取得的两项重大成果,在我车农业生产史上都具有划朝代的意义。

四、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对农场的影响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此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领导施加的政治经济上的压力,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农场亦未能幸免。

一九五八年,部队五十四名尉级军官转业到农场。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O年,外流人口约五百人先后到农场落户。外省以江苏、安徽最多,本省以进贤、余干两县最多。一九五九年,农村“共产风”再度泛滥,上半年许多地方把发还的自留地又收回来,政策允许的家庭饲养的鸡、鸭、猪等也归了公,公共食堂被强调为“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加之自然灾害后饥荒的威胁,一些外地身强力壮的农民为谋生计,通过亲属关系来到农场,农场劳力不足局面得以缓和,但同时也加重了自身的负担。

三年困难时期,市场物资奇缺且贵。黑价大米一斤三元,猪肉一斤五元。农场职工月粮食定量(大米)男三十六斤,女三十二斤,家属一十六斤,食堂常杂以红薯丝辅之。一九六O年,余江县清仓查库,金荣礼令仓库把谷子连夜加工成大米暗运到各队食堂藏起来。当时粮食之紧张,可见一斑。

一九六一年,早稻遇持续高温,空壳率达35%,严重减产。早稻损失晚稻补,今年损失来年补,农场领导生产抓得更紧。但职工情绪低落,弃职离场现象时有发生。该年,安山大队五六年进场的部分职工掀起退场风波,经过教育后,才得以平息。一九五八年进场的猪婆坑夏家却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场房屋基本建设投资极少。仅一九五九年在场院大队建造了两幢低矮简陋的职工宿舍外,其它大队和学校、医院、仓库都未树一木。畜牧生产出现滑坡,一九六一年,生猪出栏数减至七千二百三十一头,比上年减少36%。

一九六一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八字”方针,毛主席特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六二年各地开始政策兑现,农村形势开始出现转机,农场进入恢复时期。

五、一九五五——一九六五工资形式的变化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农场实行阶段计件工资制,规定了每件作业的工资报酬数额。在“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政策鼓励下,职工生产热情较高涨。

几件主要作业的工资报酬数额如下:收割(包割包打)0.35元/担湿谷,如请人割,工资由“包打人”付给。插秧1.60元/亩,如请人拔秧,工资由插秧者付给。耘禾0.20-0.30元/亩。耕红花田,按牛等级计额计酬。一等牛一天定额为五亩,0.30元/亩。实行计件工资制,好劳力一般月资在五十元上下;一般劳力月资约在三十元以上。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全场实行基本工资制度。群众叫吃“大锅饭”。为消除“共产风”,迅速解放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一九六二年,农场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全面推行“四定三包一奖”制:

生产队、工副业厂(站)为承包单位,场对生产队、工副业厂(站)实行(四固定)O农业,定经营面积、定劳力、定耕畜、定农具;畜牧和工副业除一定畜群、一定经营规模,其余三定均为定劳力、定生产设备、定固定资产。“三包”,包产量、包财务利润、包产品上调。“一奖”,生产单位的实际产量超过包产部分,则在完成利润指标前提下提奖20-40%的实物指标和现金到个人;虽超产而未完成利润指标者,或奖或不奖。承包单位则又根据个人能力表现评定底分,年终以计奖酬。

以上三种工资形式反映了农场在国家三个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的变化,且各显利弊。“计件工资”能直接刺激劳动者个人为得到眼前经济利益而努力,但劳动质量不易保证, “基本工资”制,强调了人民公社化的“公”,但束缚了生产力,“四定三包一奖”制则在一定范围内把劳动和劳动的效益结合在一起,鼓励劳动者个人为小集体积极劳动,争取基本工资之外的物质利益。但该项工资制度因为保障了职工的基本工资,实行或奖或不奖,而无“赔产”故虽有刺激而效力不大。

一九六四年,根据中央五条,省委六条和中央农场管理局十六条专门关于生产责任制的指示和规定,农场改“四定三包一奖”制为4314方案,群众称为四个基本:基本工资打乱。

一九六五年,场实行“上死下活”工资制。即生产队全年工资总额不变,按农忙农闲分配工资额,农忙多,农闲少,农忙成立临时作业组,以组包工计件、计酬,然后按组员的底分计标到人。农闲按生产队评定的底分计标到人。

“四个基本”和“上死下活”两种工资形式,其共同特点是打乱基本工资,在基本工资总额固定不变条件下,按劳分配。较前面三种工资形式更具有较大的刺激性。

十年中,工资形式以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四年间变化频繁,从中可以看出国家为恢复国民经济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所采取的决策和农场所做出的努力。一九六二年,场粮食总产七百一十八万斤,接近一九五七年水平,一九六三年粮食总产八百六十四万斤,比上年增长20%,生产迅速恢复并得到发展。

六、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九五O至一九五二年,农场初建无力顾及职工医疗保健、职工生病都往邓埠镇求医。

一九五三年,场决定成立卫生室,派刘炳生组建,至一九五六年始扩为医务室。一九五八年,场人口激增到近千人,医务室便发展成职工医院。人员增加到七人,设病床六张。场每年从12.5%的福利费用提取5%作医疗费用下拨给医院。场职工医疗保健有了进一步的改善,附近公社乡民也常来就诊。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用度年,场医务工作者在查螺灭螺,巩固血防成果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至文革前,医院除增加了几个医生外,其它均无甚大变化。

一九五六年九月,场创办了第一所职工子弟学校,校址在河东“三八”宿舍区,教室是宿舍改造而成的,教师一人,县教育局派遣,有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二十八人。一九五七年,学校搬迁到鸭房(现农科所),五八年,搬迁到水泥厂平房(现河东学校处),老师增加到三人,到六O年,该校才增设初中班。成为含完全小学的初级中学。

一九六O年,场根据省农业厅关于各场大办农业中学和技术学校的通知,创办了一所种子学校。教师从本场抽调,二月,招生五十四名。一九六二年,该校划归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领导,作分校管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内称种子学校,对外称共大邓埠分校,“文革”中期停办。

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农场无文化娱乐设施,放电影常到“更新”农场借片,派工人从铁桥扛过来。一九五八年,农场计划建造一座戏院,因木头被洪水冲散,事后只造了一个平顶、有台而无座位的大礼堂。电影放映机是一九五八年购置的。

这一时期的场医疗卫生、文化教育虽无像样的规模,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和提高下一代劳动者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后来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尤其是种子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办学形式为农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三章  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6)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以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为标志,到四人帮被粉碎宣告结束,历时十年,国家风云变幻。这期间,农场饱经沧桑,政治、人事变化极其复杂。

一、省农业厅接管“更新”农场

“余丰”农场成立

“余丰”、“邓原”两场合并

井冈山会议后的退场风波

省公安厅更新劳改农场地处白塔河两岸,即现在的水稻原种场河西片,占地面积   亩,有耕地   亩、固定资产  万元。

一九六四年八月,省农业厅奉命接管该场,并委派何国震、刘镜之、刘克之、王武生具体办理交接事宜。

一九六五年元月,该场正式更名为江西省余丰农场,李世忠任场长。下半年,桂才根任党委书记。

接管后,余丰农场建制为六个农业大队(站前、红旗、余丰、胜利、东风、金桥,各大队辖畜牧队一个)、一个综合厂、农机队、基建队、医务所、小学,共十一个单位。场部设现在招待所。工人先后从恒丰农场、乐丰农场、莲塘示范农场、双金园艺场、梁家渡蚕桑场、南昌畜牧场、邓家埠水稻原种场等单位调入,加广丰县移民四百余人。原更农场留下就业职工   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址日,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与江西省余丰农场合并,沿用前名。孙永久任第一书记,何国震分管生产、桂才根分管党群。原来建制不变。

两场合并后,“文化大革命”在农场全面展开。“走资派”、“牛鬼蛇神”被揪斗,群众组织取代了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农场进入了动乱时期。

一九六七年,刘瑞生主持井冈山会议,决定撤销场社挂钩,周才清和章锡辉出席会议。回来后,安山大队原马岗乡五、六选区部分群众掀起退场风波。经余江县教育和农场安抚,才得以平息,而全省其它场社挂钩均撤销。

二、水稻原种场划归“兵团”建制

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发(69)工号文件决定,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团”建制。一九七二年,改为“江西省军区农业建设师第十一团”建制。政委崔西田,团长刘明,张殿林(后),参谋长崔振远。

团建制情况:一营(塔桥园艺场)、二营、三营(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河东、河西片),独立营(永桥)、工业营(以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农机队为主体)、卫生队。营下辖若干连(连以农场原大队为单位),连下辖若干排(排以原来生产队为单位)。团、营、连领导正职均由军队干部担任,副职部分为地方干部担任,排长为原农场职工担任。各连设卫生员、“赤脚”老师一、二名,托儿所、幼儿园一个,设护理人员若干名。

划归“兵团”建制后,农场政局迅速得到稳定,并开始按军队模式进行思想教育和生产管理。

三、兵团时期的政治思想建设

兵团时期的政治思想建设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传统教育为核心。

“文革”中,原农场党、团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军队接管后,团、营建有党委,连队建有党支部、团支部,党、团组织生活恢复正常。党支部工作,年终有年报,月终有月报。

在群众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连、排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以互相评议的形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也形成了制度。一九六九年冬和一九七O年春,上海、南昌等城市的大批“知青”来兵团“插队落户”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个连队约有“知青”六、七十人,兵团把他们集中编为学生排,让“知青”自己管理自己。连党支部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成长,发现典型、培养典型。

兵团时期对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 的工作也十分重视。对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兵团吸收他们入党,大胆使用,把他们提拔到连、营领导岗位上来。同时,还积极发展女党员,让她们成为“半边天”的带头人。

兵团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错误清理回籍的干部、工人,落实政策,让他们回场;对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案错案,认真调查核实后,予以纠正。

兵团时期特别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营十四连自编土箕,兵团在十四连召开现场会,在全团予以推广。以后各连队组织能工巧匠自编土箕箩筐,自修犁、耙、锄头,自建宿舍、猪房。龙山岭用于打垒方法建造,场院宿舍从连队调人自建。团卫生队自制草药剂生产的肾炎丸和夏天无片畅销于外省。

兵团时期采取的这些政治措施,广泛地团结了人民群众,使党的政策深入了人心,一定程度上缝补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心灵上的创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精神财富得以继承光大。

四、兵团时期的生产建设

兵团时期生产建设的主要贡献,在农业上是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在工业上是使农机连从单一农机维修转向了工业品生产。

兵团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大搞园田规划。各农业连队填塘、小田并大田,五亩成一丘。第二步是提出消灭三弯腰口号(插秧、收割、除草不弯腰)。第三步是试验、推广。为各连队装备三马力柴油打谷机、耘禾机、收割机,进库传送机。有的因工作质量不够好,而停止使用,推柴油打谷机提高工效十倍,沿用至今。农业技术上,兵团积极推广“三早一密”(早育秧、早插秧、早施肥、小苗密植)。

兵团遵照毛主席“军队不但能办农业,而且能办工业”的指示,一九七O年,开始筹办工业营。

筹办工业营以农机连为主体。农机连占地三十亩,原为邓埠乡西坂大队属地。早年,农场出钱买进,一九六六年开始栽红薯时,并无从干涉。后建农机连,西坂为人交涉,补钱并经余江县人民政府立文后,才告了结。一九七一年,工业营建立,生产出“手轱辘”。一九七三年,程世清授意省革委正式下文将全部设备、资金、人员搬走调迁到抚州八面山汽车制造厂。对此,十一团负责人不满。后与八面山方面协商,议定工业营的班、排骨干中原属农机连的老骨干留下,其余与现役军人一并调迁,包括“知青”共约四百人。工业营从此撤销,仅存农机连建制。一九七三年,农机连采用热压锻打方法,开始了丰收-27型拖拉机钢圈生产,七四年钢圈生产量达三千余只,成为“江拖”钢圈生产定点厂家。农机连历史上的全盛时期。一九七O年,兵团在马岗建水力发电站一座,后因水源受到控制,水力不足而未能正常发电,结果以五万元价卖给余江县。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兵团在龙岗岭牌楼猪场附近建酿酒厂,当年出酒四千余斤,次年二十余万斤。此后酒厂逐渐衰落。

兵团时期的生产建设规划,气势宏天。但因当时条件所制而未能全部付诸现实。

五、兵团时期的文教、卫生、科研

兵团时期教育事业上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高中教育。

两场合并时余丰农场带进一个完全小学,校址在现在的河西学校,有三排低矮、破漏的教室,为原“更新”农场的马房、免舍改造而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河东、河西两校均受到冲击,部分教师下放劳动,教学秩序混乱。兵团接管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团拨给学校水田、旱地十余亩供学生学农劳动,教学秩序开始恢复。一九七O年,两校初中毕业生一百余名等待升学、就业。

为解决初中毕业生升学难,一九七O年,兵团在河东上楼背渡筹建高级中学。建有教室三幢、宿舍三幢、食堂共礼堂一幢,教师就地取材,一九七一年春季招生两个班,校舍、师资、教学设备均居余江中上水平。

兵团时期医疗卫生事业上突出成就是加强了职工医院的建设。

团设卫生队、下辖卫生所、卫生室,各连派驻一到二名卫生员(赤脚医生),形成完整的医疗卫生网络。全团共有医药卫生人员一百零八名。

团卫生队设中、西医内外科门诊。医疗药械设备有X光机、心电图机、超声波器、理疗器、生化仪器、(制药)粉碎机、压片机等;住院部有病床十五张;外科手术可做胃切除、脾切除、输卵管结扎等。

兵团还极重视对医药卫生人员的业务培训。五年间,先后派出十多人次到部队医院、县、市、省医院进修学习,提高了医务人员的技术素质使原先只能搞一般保健的职工医院成为具有县级水平的医疗单位。

从兵团时期的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看,兵团在贯彻毛主席“军爱民、民拥军”思想方面做出了努力。

兵团时期,农业科研方面的成绩是推广矮杆水稻优良品种。“文革”初期,农场率先引种了珍珠矮、圭陆矮等矮杆水稻优良品种,一九六八年,程世清去上饶路经农场,恰遇场院区地段白塔渠上的公路桥塌坏、停车。程下车看见农科所一片稻子长势特别好,兴致很高,问是什么品种,当得知是圭陆矮后,即向全省各地区和农业厅发电,要他们火速赶到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次日,在我场召开现场会,决定圭陆矮不能吃,应繁育推广。兵团接管后,农科连繁育了十几个矮杆水稻优良品种,并向省内外推广。

这期间,尚有少数农业科技人员下放在连队劳动,未获“解放”。

“文化大革命”前期,为支援世界革命,农场先后派出经济管理、农业机械、农业科技人员共十三人赴非洲援助发展中国家。一九六七年,赴毛里塔尼亚人员有逢样龙、严介根、邹永华、胡炳开、邓竹山、童道水、张先林。一九六八年赴塞内加尔、刚比亚、马里的人员有车程、熊金水、王水保、李正皆、余顺民胡天顺。这些援外人员为支援非洲人民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中非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六、兵团时期的财政亏损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兵团完成历史使命,撤销建制,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恢复,归属江西省农业厅。

兵团从一九七O年接管到一九七五年撤出,历时五年,工、农业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以一九七O年为例,粮食总产为八百五十六万斤,工业总产值为   万元,比接管前的一九六九年分别增长了  %、  %。财政收支在继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连续两年亏损之后,继续亏损了五年,最高年为七十万元。

(一)劳动工资额增大。一九七O年,兵团给全团妇女安排了工作(病残除外)。一九七四年,工资调整,补发工资  年零  个月。政策放宽到六六年以前每月有一天零工工资者,则连续计标工令,予以补发。妇女中得补发工资最高者在三百六十元以上。

(二)实行固定工资加奖励(年终超产奖)生产责任制未能健全。

(三)工业投资未取得相应经济效益。工业营的筹建搬迁、水电站的兴建让卖耗费了资金而未形成生产能力,取得经济效益。

(四)房屋基本建设、文教、卫生投资增多。兵团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五年中共用资金 

万元。

(五)“文革”时期,农产品价格偏低,以稻谷为例,百斤价   元,按年总产八百五十万斤计,较一九八八年自然减收   万元。

兵团时期的财政亏损既有客观原因,也有管理上的失误。

 

第四章  十年改革开放时期(1978-1989)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完成了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备决策,提出了首先在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任务及基本方针。从此,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十年中,农场的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

一、三级干部大会、群英大会的隆重召开

一九七六年,冷振范任党委书记兼场长。次年,桂才根从红埌试验站调回接任冷振范职务。

一九七七年,农场开始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成立了“一批双打”领导小组,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政治上、精神上获得了解放。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更加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这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农场定员定额,基本工资加奖励的经营管理制度得到了最好的贯彻。该年,水稻总产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四千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出口肥猪三千零七头,创历史最好水平,全场盈利三十余万元,摘掉了连续十一年的亏损帽子。

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苍溪河改道工程动工,全场投入了80%的劳动力,十二月底完工。苍溪河裁弯改直后,虽有利于园田规划,但减少了蓄水量。

一九七九年春,场级干部大会、群英大会在新落成的场部大楼隆重召开,以示粉碎四人帮后取得的胜利。会上,于恒良副场长作《把全场工作着重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议报告》。

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九八二年,陈监任党委书记;七月,刘自力任场长。

一九七九年,我国一些农村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推行联产计酬,分田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场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基本工资加奖励的经营管理方案,已不能与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相适应。为此,一九八二年,场制定出经营管理方案四章十七条。其中“允许劳动力自愿结合,但又必须搭配作为一级承包单位”、“基本工资加奖励”、“耕牛、农具、大型机械作价之后允许私人购买”。这些条款对生产形式、分配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出了较大的改革,但该方案在分配形式上仍然没有摆脱基本工资的羁绊。一定程度上仍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一九八三年,农场在附近农村社队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和本场经济形势的压迫下,推行了“分田到户、分猪到劳、分果树到人全奖全赔”的生产承包责任制。

该年春,农业承包户合伙购买耕牛、农具、土地由大队查田定产后搭配分摊。一个劳动力约承包五至八亩水田。这年春插,景象繁忙热闹,远亲近邻相帮,老少箪食壶浆,仅用了三至四天时间就全面结束了春插。秋收后,许多农业户买耕牛、置犁耙,雄心勃勃地为来年生产做准备。

在农业承包户走上致富之路的时候,畜牧和柑桔生产却出现了危机。八三、八四两年,场畜牧亏损数十万元。饲养员赔偿金额高者一万余元。果树承包户产品不能完成上缴任务。

危机原因,主要是该方案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饲养员认为“奖”的甜头不大,不如以公家饲料养自家猪更合标,即使“赔”,也得大于失。而兽医、管理人员因与“全奖全赔”不发生经济关系,只是稳拿基本工资,于是疏于职守,猪房疫病蔓延。桔农则将产品自由上市,对基本工资和“奖”都不抱幻想。

一九八五年,吴海任党委书记,章锡辉任场长,郑宜炎任副场长时,奖“全奖全赔”方案分别加以完善。

农业:家庭经营、定额上交、费用自理、自负盈亏

果业:以队承包、核实成本、产品上交、超产分成

畜牧:猪场承包、产品上交、超利分成

工业:厂长负责、财务包干

并规定“农业家庭水稻原(良)种种植面积不少于承包面积的80%”,“ 原则上按一九八五年划定的土地不变,承包期为十五年”、“职工每人交管理费(谷)九百斤”。这一规定,保证了良种生产,稳定了政策,明确了贡献。而果业、畜业改承包到人为承包到集体,则杜绝了一九八二年“全奖全赔”方案产生的种种弊病。

完善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刺激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使农场的生产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空前繁荣。

三、以队承包后柑桔生产的稳定发展

十年改革后,柑桔生产基地扩大了数百亩。以队承包后,柑桔生产得到了稳定发展。在管理上不再是农业的附庸,而是独立为果树分场,进行专业化生产,在产品产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度提高。

白塔分场桔园面积这时发展到五百七十亩,丰收分场五、六十年代种植过水稻、黄蔴、打籽瓜、桃、梨,七十年代初改栽柑桔,这时有桔园面积三百亩;龙岗分场四百亩桔园,则是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O年开辟的。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场组织劳动力在龙岗岭开荒造田,当年造梯田四十余亩。七八年,拖拉机上山,又垦出一百五十亩。七九年二月,全场各大队抽调劳力上山分片包干,一天完成柑桔植苗。该年冬,又在龙岗岭组织大会战,续垦出二百一十亩梯田。

龙山岭属红壤山地,有三座岭,最深谷约十余米。要保证四百亩桔园免遭干旱威胁,就必须穿过三座岭修建一条长约二华里的灌水沟引水上山。灌水沟全部是填方,最深段约七米,土方约数万方。一九七九年冬、一九八O年冬,各大队又抽调劳动力上山,奋战了两个冬天,才结束全部工程。一九八一年,二百一十亩梯田也全部植上了桔苗。

果园分场经过更新后,仅存桔园面积二百二十六亩。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农场在全省柑桔生产中,技术上起指导作用。七十年代,农场生产的白塔蜜桔曾远销到香港、东南亚等地。

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果树承包到人,实行基本工资奖赔生产责任制时,场柑桔生产受到严重损失。八五年“以队承包”后,始有转机。近几年来,全场柑桔总产量一直稳定在二百七十万斤左右,桔业工人年平均工资在七百元以上。

“以队承包”由于核定成本偏低,桔业工人收入较农业工人收入约低30%左右,而桔业工人为图免受水田劳作之苦和置备生产资料之难,亦乐而无所怨。

四、科学饲养,繁育良种,发展养猪事业

一九八三、一九八四两年,场生猪生产亏损四十三万余元。于家猪场因未执行场既定方案,改“分猪到人,承包到劳”为“猪场承包、核标到人”不但未亏,反而得奖,最高者得一千三百余元,最低者得五百余元。刘自力场长离任将走时特地到于家猪场找到郑向东说:“一样的政策,产生的效果不一样,我深受教育”!

一九八五年春,场在农科所召开畜牧生产会议,决定采取收缩方针,撤销兰田、安山、站前、红旗、东风五个猪场,成立畜牧分场,以猪场为承包单位,继续发展生猪生产。

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在于:(一)集中优势,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二)在管理上变“块块”为“条条”,摆脱了农业上的从属地位,可以专业化生产,有利于发展科学养猪。

农科所会议后,畜牧分场成立,下辖余丰、胜利、金桥、牌楼、于家、场院七个猪场。并兴建了一座年产五千吨的配合饮料加工厂和一座中转仓库,并通过努力恢复了“自己发运”的外贸优惠权。

“自己发运”的外贸权的恢复,避免了中间剥削,直接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根据省外贸规定,良种猪比例不能达到60%,即取消“自发场”资格。分场从八六年起,加速了猪品种改良,先后引进杜洛克、长白、大约等优良猪种,进行科学组合杂交,八九年,普杂母猪全部淘汰,良种猪比例达到了65%,稳定了生猪生产。

吸取前几年管理不善,配料不重科学的教训,各猪场严格了各项管理制度,首先禁止饲养员私人养猪,限养鸡二十只,实行统一饲料配方,很快,猪增重率上升,斤成本下降,畜牧生产从八六年起扭亏为盈。以八八年为例,盈利三十九万余元,出口供港大活猪四千余头,成为省生猪出口的重要基地之一。

畜牧业的繁荣,改变了农场的经济形势,畜牧分场自身的建设也有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八七年以来,各猪场的基本设施得到了改造,生猪生产正逐步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

五、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农场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了具有竞争力强、见效快、效益高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使农场真正成为一业为重、综合利用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经济实体。

(一)精制米厂

精制米厂建于一九七九年,八一年投产,是全国出口优质大米的三大厂家之一。

该厂现有工人、干部一百三十八人,厂区占地二万平方米。有主机车间一个,仓库容量一万多吨。加工设备现代化,采用水磨加工工艺,年加工精制大米二万五千吨。质量检验手段齐全,生产管理规范,八七年获省全面质量管理三级计量单位和省三级标准单位。

出口产品“双竹粘”精制大米,誉为大米之冠,以米粒幼细匀润、洁白晶莹、香滑有味、油质适中见长,在所有销往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的同类产品中居领先地位,卖价每吨比其它省厂家高出二十余美元。八四、八八年连续两届被评为省优质产品,八五年获农业部优秀农产品奖,八八年获中国食品博览会银牌奖。

该厂现有固定资产二百余万元,年产值六百万元,年创汇四百六十万美元,自投产至今已为国家创汇三千万美元。一九八六年列入省重点创汇企业。

精制米厂不仅是农场的经济支柱,而且是场办工业的“龙头”,它的强大生命力带活了三个工业企业。

(二)食品厂

食品厂是河东粉皮厂与河西腐竹厂(一九六O年更新农场开办)在两场合并时迁并而成的一个场办工业企业。当时米用传统工艺、手工操作,生产腐竹、粉皮、酱油,年产值不足十万元。

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六年,河南省腐竹大量涌进江西市场,我省腐竹行业受到严重打击,食品厂濒临危机。一九八七年,食品厂在省外贸建议和支持下,建成了粘米粉车间,反复试产成功,当年出口,出口合格率达百分之百。成为江西省第一家出口注册厂家。产品粘米粉畅销于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深受九龙三利隆企业有限公司、新加坡成利有限公司、香港永利华股份有限公司等客户好评。

新产品的上马,扶持了老产品,在全省腐竹生产厂家纷纷倒闭的时候,食品厂一花独放。

豆冠牌腐竹在江西省副食品公司监制下,蛋白质含量达57.5%,历次获同行业第一名,誉为信得过产品,成为我省腐竹行业生产规模最大的厂家,年产量在七十五万斤以上。

该厂一九八七年获余江县税收先进单位,八八年获“重合同、守信用”称号,八九年获余江县三级计量合格证书。

一九八八年,食品厂已发展成拥有职工二百零五人,固定资产近九十万元,企业年产值二百多万元的大型食品加工厂。

食品厂由衰到盛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在腐竹生产不景气的时候,企业领导人坚持“蚀本生意不能丢”的经营思想,顽强挣扎,最后发展壮大了自己。在粘米粉生产蒸蒸日上的时候,遇到原料供应断缺,“赚钱意不能垮”,当机立断自购晚谷,装机加工,保证了日常生产,而且进一步综合利用,用细糠、碎米发展家禽家畜养殖业,带来了十万元的年产值。

一九八九年,食品厂正在加紧筹建快熟银丝米粉生产线。

(三)炭化稻壳厂

炭化稻壳厂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投产,现有生产管理人员三十五名。

炭化稻壳厂的诞生是精制米厂扩大生产的结果。一九八六年,精制米厂外贸出口任务增加,副产品老糠多的无法处理。厂长韩士和偶见《人民日报》上一条信息:炭化稻壳是钢水浇注保温材料,老糠可升值一百倍。八月韩到北京开会,往哈尔滨参观打听到该项技术为鞍山钢铁学院专利,即回场请示场领导。同意后,从鞍山钢铁学院买回合同,场自己组织人员安装设备,八七年六月十六日点火试炉,七月一日正式投产,九月十日召开产品鉴定会,经省治金厅等二十个单位、三十一位专家权威认可,获允成批生产。

产品炭化稻壳采用连续自动化生产,无机械搅拌炭化,快速干冷、利用自身燃烧放热直接加热悬浮稻壳等先进工艺,年生产能力一千五百吨,产品主要指标达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投产后,八七年生产一百五十吨,八八年生产三百六十吨,八九年生产五百吨,共创值一百余万元。产品销往江西钢厂、南昌钢厂、新余钢厂、贵溪钢厂、杭州钢厂、武汉钢厂、福建钢厂、鄂钢等厂。

为净化空气污染该厂对除尘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使尘土污染减少了70%。

(四)罐头饮料厂

为消化柑桔产品,一九八七年罐头饮料厂建成,八九年三月组建投产。

厂有生产、管理人员七十四人,固定资产约六十万元。厂区面积一万二千三百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二千平方米,建筑物有车间、仓库、锅炉房、水塔等生产设施。

饮料自动灌装线,投资十三万元,日产可乐、汽水四至十万瓶,罐头自动生产线,投资十七万元,日产桔子罐头五吨。

产品“友好”牌可乐、“鲜桔汁汽水”均从江西省科学院引进技术,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经余江县卫生防疫站检测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罐宝”牌无核蜜桔罐头含糖量14%,固形物53%,净重五百零二克,八九年十一月通过鉴定。

鲜桔汁汽水在余江、鹰潭供不应求,“友好”牌可乐,“罐宝”牌罐头均在试销中。

原邓原酒厂于八九年三月归属罐头饮料厂,为一下属车间,产品有“夏天无”酒、“三花”酒、“龙虎山大曲”等,年产量约二十万斤。

由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这一时期已成为农场历史上最昌隆鼎盛的时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积累,一九八八、一九八九两年,农业承包的管理费(谷)减到八百斤,减轻了农业职工的负担,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六、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下的多种经营形式私人建房热的出现

分田到户生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场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家庭经营。

租佣制。少数农业承包户因无力耕种,或因有手艺而不愿耕种,将责任田转手给他人承包,以保工令。他人承包者多属附近乡民,他们因家乡耕地少,或自己有手艺可在农场半农半工。这些乡民或为租佣者之后,原则上应完成出租者的承包义务,并另给二百斤口粮谷。出租者计划内的农药、肥料随同土地一并给租佣者,双方订立契约。

停工留职制。停薪留职与租佣所不同者,是停薪留职人员可以不承包土地,或不参加原单位的集体劳动而另谋生计。停薪留职者按规定向原单位缴纳管理费,年金二百四十元,以买工令,并与原单位订立合同。

租佣制与停薪留职制给予了职工极大自由。有一技之长者,或经商、或从事手工业,其所得远远超过田地上的收入。

以农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大多数劳力较好而无手艺的农业承包户在承包的土地上以种植水稻为主兼搞养殖经营。栽莲藕、养鱼、养猪。其养殖业收入亦远远超过田地上的收入。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职工打开了致富的大门,生活开始向高层次迈进。在国家公布了住房制度改革后,纷纷开始建造私房。从一九八七年起,农场共建私房   幢,面积达  

平方米。这些房屋多为双层建筑,形式优美壮丽,每幢造价都在一万六千元以上。

家庭多种经营形式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建设。

七、发展中的文教、卫生、科研事业

这一时期,农场普及了初中教育,发展了高中教育,为国家输送了人才,为农场培养了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大军。

场办三所职工子弟学校有高级职称教师二人,中级职称教师   人,初级职称教师   人,在校学生   人,教学仪器可值金额   万元,图书   册,新建教室   个,教师宿舍三幢,面积   平方米。其师资队伍、教学设备、学校规模都相当于县级完全中学和完全小学。

自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后,场办三所职工子弟学校为国家各类大、中专院校输送了优质生员二百五十二名,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新一代劳动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场职工队伍的结构,加速了农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十年改革中,农场经济的腾飞使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加深了对教育的认识。农场先后选送了十人到省教育学院、上饶师专进修,并积极鼓励、扶助在职教师参加电大、函大学习,有六人获得大专毕业证书,对有志于农场教育事业的中青年教师,广开门路、积极引进。由于采取了送出去、请进来的正确措施,从而缓和了农场师资队伍中青黄不接的局面。一九八五年第一个教师节后,农场尊师重教的风尚开始形成。教师家属子女的工作得到了安排照顾;工作卓有成效的教师得到了嘉奖和表彰,一九八九年十月,河东学校刘龙开校长获全国优秀教师光荣称号。农场党委在业务上、生活上、政治上对教师的关心,促进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十年期间,场有   教师先后调离出场,师资力量有所削弱,农场一面加强高中建设,一面出钱请余江一中代培,从一九八  年起至一九八九年止,共同去代培费   元,从而稳定了场办教育。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形势推动下,八九年十一月,党委办公室向场党委发出一份建议,题为《加快农场经济建设,必须进一步发展场办教育,改革教育体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吹响了场办教育体制改革的号角。

场职工医院一九八八年有医药卫生人员三十四人,其中主管医师一人、医师三人、公卫医士一人、中医士一人、医士一人、助产士一人、护士一人,初级卫生人员二十一人。医疗设备和兵团时期相近,技术力量有减弱。十年中,该院先后有三十多名医药卫生人员调离出场,外科腹部手术已经无法进行。

医院的中衰引起场党委的极大忧虑和关注,为此,抓紧了人才的培养、引进。一九八八年,派头医务人员一名到南昌九四医院学习,一九八九年又从大、中专院校引进专科生一名、中专生二名。同时,增加医疗费投资,改善医疗条件。一九八八年,帮助医院新建一幢面积约三千二百八十七平方米的门诊、住院大楼。一九八九年,新建传染病房一幢,病床已增加到四十张。一九八九年,医疗投资费达二十三万元。场职工医院在发展之中。

以繁育水稻原种为中心的场农业科学研究所这一时期开始振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场给农业科技人员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三人评为高级农艺师,五人评为农艺师,二十一人评为技术员。为改善科研条件,场给农科所增加了科研拨款,兴建了科研楼,低温低湿仓库,种子烘干房等,更新了仪器设备,建立了七百亩水稻良种繁育科研基地。政治地位的提高,科研条件的改善,激发农业科研技术人员的创造性。

一九七七年,农科所对杂交水稻三系亲本提纯复壮法进行了探索,总结出了“单株选择、配组回交、分系鉴定、混优繁殖”杂交水稻三系亲本提纯复壮法,一九八一年获省业科技成果三等奖。一九八三年,又获“优质稻双竹粘选推广”三等奖,“杂交水稻汕优二号亲本繁殖推广”三等奖。十年中,农科所为国家繁育杂交水稻三系亲本原种二百四十万斤,水稻良种三百万斤。

场农科所在事业上取得的科研成就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年,农业部、省(厅)授命农科所承担了南方稻区以及省(厅)下达的科研项目。一九七九年,中国种子公司特约我场为杂交水稻三系亲本繁育基地,一九八O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二十日,曾凡桂为江西农业机械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农业机械化,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一日赴美国参加分级、检验研讨班。

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农场各业全面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写下了农场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场隆重庆祝建场四十周年,省种子站    站长,省农牧渔业厅     厅长到会祝贺、讲话,章锡辉场长作《振奋精神、艰苦奋斗、深化改革、为加快我场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讲话,揭开了农场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军的序幕。

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历任领导变更情况 

第一任:军代表  张如斌(1949年底)

第二任:党代表  李景琪,后任场长(1950-1958.8)

郑  祥  副场长(1957-1957.12)

其  中:牛福来于1953年任党委书记兼场长

第三任:金荣礼任党委书记兼场长(1958.9-1964.8)

彭济众任副场长

张维勤任副场长(1964.4-1965)

第四任:周兆臣任党委书记兼场长(1964.9-)

吴星生任副场长(1966.3-)

第五任:两场合并(1966.9.20)

孙永久兼任第一书记;何国震分管生产;桂才根分管党群;后何国震离场、桂才根任书记;于恒良、吴星生任副场长。

第六任:兵团(1969.6-1975.5)

前团长:刘民;后团长:张殿林;政委:崔西田

第七任:冷振范任党委书记兼场长(1975.6-1976)

第八任:桂才根任党委书记兼场长(1977-1982)

于恒良、吴忠荣任副场长(1975.12-1984.9-调研员)

董雪华任副书记(1980-1985.9)

第九任:陈监任党委书记(1982.3-1984.9)

刘自立任副场长(1981.7-1982.7)

刘自立任场长(1982.7-1985.5)

第十任:吴海任党委书记(1985-1988.7)

章锡辉任场长(1985.5-)

郑宜炎任副场长(1985.5-1986.9)

郑宜炎任党委副书记(1986.9-)

张先林任副场长(1986.4-)

龚涛任副场长(1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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